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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70周年]历史的记忆
来源:航空工业洪都    发布时间:2015-09-01【大 中 小】 0

   编者按:
     当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70年来,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强大;70年中,抗战精神代代相传。时间将历史变得厚重,那些经历过浴血奋战的人们,将抗战精神铸成一个时代的前进力量。

历史的记忆

朱伟国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在1923年4月2日参加南昌航空教导队开学典礼讲话时,多次提出“航空救国”的思想。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航空制造业,如:在广州试造过“罗莎蒙德”号双翼机等;1931年,国民党海军在上海曾设计制造过江鹤号(庚-1式)、江风号(庚-2式)水陆互换教练侦察机;1933年又设计了一架水上侦察机“海宁2号”,同年8月在上海高昌庙试飞成功。

     位于南昌东郊的老营房机场曾是中国空军四大基地之一(包括杭州笕桥、南京、洛阳),驻扎250余架战机,其中,还有24架外国的教练机(号称“万国牌”)。由于该机场适应不了密集的飞行活动,1933年9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勘察,选中了当时还很荒芜的青云谱地区,下令江西83个县紧急调遣29万劳动力,在一年的时间内修建了超大规模的三家店飞机场(青云谱飞机场的前身),其目的是摧毁井冈山中央苏区。该飞机场建成后,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机场,号称“远东第一飞机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聘请了意大利人查地为顾问,在三家店机场附近建立了中国和意大利合办的飞机制造厂(航空工业洪都的前身)。

     蒋介石与意大利王国首相墨索里尼在1933年共同签署了在中国合办飞机制造厂的协议书,国民政府此时已经开始在着手飞机的制造。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决定将中意飞机制造厂建在南昌,对外简称为SINAW(即SINO-ITALIAN NATIONAL AIRCRAFT WORKS的简称)。1935年1月2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意大利中国航空协会代表签订在中国建立一家制造意式飞机的合同,设厂于南昌市东郊老营房。同年9月成立董事会,宋子良任董事长,意方担任总经理。

     中意飞机制造厂成立后,南昌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当时中国航空委员会、国家航空研究所(后改为航空研究院)、国民党第一军区空军司令部、空军教导总队、空军主力训练机构、空军主要部队及大部分飞机都集中于南昌,加上南昌拥有当时“远东第一”的飞机场,诸多因素的结合促成南昌成为当时中国航空工业中心、航空管理中心、航空科研中心以及最主要空军基地于一身的航空战略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几天,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起飞,庞大的机群携带重磅炸弹,直指位于南昌的中意飞机制造厂。经过空袭,这个当时相当完备的飞机厂遭到严重破坏。日机轰炸命中率之高,十分惊人,几乎是“弹无虚投”,全厂陷入一片火海,瞬间变成瓦砾。在空袭时被击落的日机中竟发现有意方人员,原来在空中为日机指示目标的竟是他们,这不能不为中方员工所瞠目。

     随之,中国与意大利外交关系愈甚恶化。年底,工厂的意大利员工全部撤回,工厂只剩下300余名中国员工。

     1937年12月9日,蒋介石下令航空委员会接收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更名为“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工厂被接收后即接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西迁的命令,全厂员工一面防空,一面昼夜拆装可用的设备,配成了一套制造飞机不可缺少的设备。最大的一台是行程五米的龙门刨床,库存的航空材料、备品配件、空用武器以及舶来的制造飞机的木材(银松、桦木层板、高级桃花心木等),悉数运走。

     在当时同仇敌忾,爱国心切,誓死抗战到底的感召下,西迁的员工及家属共约1000余人。他们顶着严冬,迎着凛冽的寒风,下赣江,出鄱阳,入扬子,溯江而上,途中遇到不少空袭,人员伤亡时有发生,有些器材因日机的轰炸而沉入了江底。还有不少人员及设备是用木船运载,他们时走时停,直到1939年初才陆续到达重庆。漫长的水运征途,历尽的艰难坎坷,西迁的人们对这样的“旅行”已铭刻于心。

     1938年初,先遣到重庆的航空委员会,决定将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个与外资合办的飞机制造厂及其他军事航空工厂加以整顿重建。例如:原设在广东韶关的“中德飞机制造厂”,迁到昆明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原设在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迁到离渝200多公里的南川县丛林沟海孔洞内,为“第二飞机制造厂”;原设在上海的海军制造飞机处及另外一些修造单位,合并迁到成都为“第三飞机制造厂”;战前设在浙江杭州的“中美飞机制造厂”为了就近获得外援,迁到滇缅边境靠近畹町的雷茵,不列入国内建制,仍以“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命名。

     “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在迁往重庆时,几经寻觅厂址,从避免空袭的观点出发,虽曾找过几处地址,但均不理想。1938年春才勘定重庆东南以綦江县、川湘公路拐入一个叫丛林沟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天然大山洞,这是古代内陆海的遗迹,钟乳石形成的溶洞。溶洞处处悬着光怪陆离、变幻万千的石钟,一股清澈的淙淙溪流从洞深处流出。


海孔洞


     此处当时是个寺院,有不少鬼神塑像,晨钟暮鼓,香烟缭绕,人们叫它为“海孔洞”。洞口有不少文人骚客的题诗铭刻,“豁然开朗”四个大字悬刻在极高处,洞口山下是“阡陌纵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工厂选择这个交通极不便的山洞作为厂址的理由:一是防空需要;二是长期打算,适应持久抗战的形势。这个洞被确定为厂址后,驱和尚、毁神像,砸庙宇,又动员民工从川湘公路修了5公里盘山公路才到了海孔洞内。先在主洞侧面的一小山洞内安装了柴油发电设备,开始供应动力与照明用电。有了动力,给水排水、运输等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解决。

     建厂的基本条件具备后,再经过一年的努力,这座海孔洞内建起了三层车间大楼,洞口是三层工务楼,最上一层灯火辉煌,摆满意大利式绘图机(因为是洞中工作,随时得有照明)。两边厂房的中间,可停放20多架装配的战斗机。每层有各工种车间不等,安装着从南昌迁来的意大利机器,材料库则在洞底最后段,有良好的防潮设备、防火措施,洞内是机工、工具、白铁、装配、钳工、机身、机翼、电镀各股(车间),铸锻、油缝、修配、木工、发动机修配各股则设在洞外,生活区远离厂区,虽然简陋,但基本齐全。还有文体设备,一方天然游泳池,洞外建筑屋顶上都用松枝铺盖作防空伪装,敌机很难发现工厂的踪影。

     这个厂的第一任厂长由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系留学生朱霖担任,2年后调到航委会后赴美工作。第二任厂长大约在1940年初由钱昌祚担任,不久调离。第三任厂长由留学苏联航空力学工程学院的黎国培接任,1942年秋调任重庆航委会办的“模型飞机制造厂”工作。第四任厂长由曾主持设计过海军“海宁-2”号飞机的马德树担任,1948年12月迁台后升任航空工业局局长。当年这个厂集中了不少航空工业界的学者、工程师、技术人员。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为了祖国航空工业的未来,他们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团结一致地共赴国难。

     该厂经历了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及后几年中的狂轰滥炸。1941年夏天的一日,日本空军为了寻找这所“月产20架”飞机的制造厂(其实一年也不过20多架教练机),整队机群徘徊良久,但仍未侦破目标。日本空军一怒之下,竟把全部炸弹倾泻在离厂30多公里外,一座不设防的南川县城,整个城区付之一炬。

     从1939年建厂至1948年12月,约10年的时间,该厂共进行了几种飞机的制造和试制:1939年仿制E-16驱逐机,并将它改成双座战斗教练机,那年正是民国二十八年,故命名为“忠28甲式教练机”。1943年,由当时任总工(工务处长)的航空工业前辈林同骅、工程师(支配课长)顾光复及高邦俊总设计师等,主持设计了木质中小型双发运输机,定名为“中运一”型(又称CT-1),该机1945年5月试飞成功了。尔后又研制“中运二”式双发中小型运输机,于          1948年2月19日在重庆试飞成功。制造过仿德H-17滑翔机和获克生(Diekson)初级滑翔机。

     通过这些飞机的制造,培训了一批航空工业员工,许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力量。

     1939年,南昌沦陷后,日军驻扎在三家店机场。1942年冬,日军强征几万民工修缮三家店机场。1945年日本战败后,9月14日,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军(冈村宁次曾任该军司令官)司令官笠原幸雄的飞机在三家店机场降落,这支在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部队最终在三家店机场向中国军队投降。

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决定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迁返南昌(三家店机场),到1947年底,人员、设备、器材才分批迁到南昌。

抗战利纪念碑(八一大桥南岸、当时称中正桥)

     “中运二”式飞机试飞成功后,国民党空军忙于内战,哪个空运队也不接收这架飞机,厂长马德树下令直接在渝拆卸,用车运回南昌三家店机场。此时,航空研究院也迁至南昌。

      1948年11月中旬,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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